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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江健三郎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思想者。”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告诉澎湃新闻记者，“他的作品，从他的故乡出发，延及整个日本乃至世界，他的思考，也是一直将日本与世界联系在一起。”

大江健三郎 视觉中国 资料图

在徐静波看来，在日本文坛上，大江健三郎是一个稍稍有些异色的存在。一方面，他很早就开始了文学创作，在东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发表了引起文坛瞩目的《死者的奢华》，被列为“芥川奖”的候选作品；23岁时，以《饲育》获得“芥川奖”；32岁时发表《万延元年的足球》，成为有史以来最年少的谷崎润一郎文学奖的获奖者，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；59岁那年，他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（迄今尚未出现第三位）。而且他的作品在中年时就屡屡被译为西洋文字，在主流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，因此，他在日本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这一事实，是毫无疑问的。

但另一方面，大江健三郎又不是一位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作家，他几乎极少阅读日本的古典文学，对于日本近代文学中主要作品几乎也很少眷顾。他在东京大学读的是法国文学，他的精神养分主要来自诸如加缪、萨特这样的20世纪的西方作家和批评家，在文学上他更多地汲取了20世纪西方文学的内涵和风格，他几乎不写男欢女爱，很少注目日常的人生故事，他一直试图成为一个哲学的叙事家和自己所信奉的思想的诠释者。因此，他坚持反核、反对日美安保的立场，对传统的天皇制一直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，这就使得他在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的同时，也与社会的一般读者产生了距离。

“他的作品，在日本没有卖得像川端康成等人那么好。”徐静波说，自战后以来，日本社会一直存在着一股比较清醒的力量，对日本和世界有着比较冷彻的审视，大江健三郎应该是一位杰出的代表，这一脉络，一直没有断绝。但随着世界和日本社会本身的变化，对日本的传统和既往的历史加以美化的力量也在滋长，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对于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所诉诸的主题，不少人就往往难以发生共鸣。再加上他作品的整个文字，有时较多地注重个人的构想和表述，稍稍有些陷于神秘和滞涩，就难免会于一般大众的阅读趣味产生一定的隔阂和疏离，这两者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他在今天日本社会的影响力。

“但与川端康成等相比，大江健三郎不只是一位日本的作家，他还是一位具有世界胸怀或者人类关怀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。”徐静波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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